中国有很多神奇的小城，比如县城或小镇，几万人从事同一个小产业。产业虽小，但其产量可以占到中国50%以上，有些甚至占到世界的50%以上。可以说这些小城是中国的超级产业冠军（见表1）。
有些是农业小城，比如广西横州市（县级市，2021年前为横县）生产了世界60%的茉莉花；浙江山下湖镇生产了世界70%的淡水珍珠。
因为产业规律不同，本文忽略了农业，而专注于回顾、分析一些制造业小城的产业发展之路。我们发现，小城产业的前期发展历程非常相似。
第一阶段：小城产业的“种子企业”往往始于偶然。当“种子企业”成功后，因为门槛不高，示范效应引发大量类似企业出现。
第二阶段：小城产业的上下游链条很短，所以产业链很快就基本完备，而且形成了产供销体系。但此时，企业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同质化竞争严重，产品质量不高，劣币驱逐良币时有发生。
第三阶段：出现了质量监管组织，确立了行业标准，产品质量得到保障。此时，企业受益于产业集群，可以节省交通成本、学习成本、信用成本。有些小城产业还形成了区域品牌背书。但是，此时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仍是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比如低廉的劳动力、廉价的工商业土地。
以下八个小城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印证以上规律。
这些小城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学习。我们一方面为它们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隐忧。它们几乎都是轻工业，几乎不掌握核心技术，容易被模仿。当达到上述第三个阶段之后，如果不能持续创新和升级，原有产业迟早会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
每个小城产业的升级过程各有不同。下面用八个典型案例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小城产业升级的过程和困境。
1
江苏丹阳的镜片
丹阳是江苏南部一个县级市，人口不到100万。2021年丹阳年产镜片4亿多副，占全国产量的70%、世界总产量的40%。眼镜相关企业有2000多家，从业人员超5万人。产品涵盖眼镜产业各个领域，2021年销售额超过112亿元。
二十世纪60年代，一帮原在苏州、上海等地眼镜厂工作的知识青年来到了丹阳。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丹阳孕育出当地第一家眼镜工厂。之后，丹阳乡镇办眼镜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80年代，丹阳政府决定扶持行业发展，建起全国最早的专门用于眼镜交易的“华阳眼镜市场”和“云阳眼镜市场”。1987年，丹阳眼镜厂发展到了400余家，丹阳也被誉为“新崛起的眼镜之乡”。
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开放，外国眼镜大量涌入中国。丹阳当地生产的货品制作工艺粗糙，难以和物美价廉的外国眼镜相抗衡，本地眼镜产业受到重创。
在丹阳政府积极给予的政策扶持下，不少眼镜厂开始技术和工艺创新。眼镜行业逐渐恢复生机。
2014年5月1日，中国（丹阳）国际眼镜城隆重开业，丹阳眼镜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国家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控测中心、全国第一家眼镜研究所、国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相继落户丹阳，丹阳眼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自主创新层出不穷。
然而，丹阳眼镜行业还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高端基片原材料、加硬、镀膜原材料主要依赖日本、韩国进口。丹阳镜片企业对这些上游材料的议价能力弱，在极端条件下还存在断供风险。
第二，镜片生产需要人工打磨，企业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员工总数的比值，可以衡量一个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
明月镜片（301101.SZ）是丹阳首家眼镜类上市公司。2021年，其营业收入与员工总数的比值为48万元/人，而A股上市公司的中值为114万元/人。明月镜片在4880家A股上市公司中，排名4378。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镜片行业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眼镜行业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行业。2021年，明月镜片营收为人民币5.76亿元，而世界最大的眼镜公司依视路陆逊梯卡集团（Essilor Luxottica），2021年营收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2
江苏杭集的牙刷
杭集镇是扬州市东郊的一个小镇，享有“中国牙刷之都”的美誉。这里常住人口不到4万，却是全球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
2021年杭集镇年产牙刷超过70亿支，国内市场占有率80%以上，国际市场占有率30%以上。杭集占中国牙刷总出口量的90%左右，远销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二十世纪80年代，杭集出现了几家牙刷企业，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到1995年，杭集镇形成了200多家成规模的牙刷企业，产量已经占到全国80%。
90年代末，粗放发展造成杭集出现了大量以次充好的劣质牙刷。为了杜绝劣质牙刷带来的恶性竞争，杭集镇参与起草了牙刷新国标。2003年末，牙刷新国标正式出炉。牵头制定牙刷国标的7家企业中，有5家来自杭集镇。
早在2000年，杭集的牙刷制造产业引起了国际大牌高露洁的注意。它与杭集本地企业江苏三笑合资成立了高露洁三笑有限公司。同年，牙膏老牌企业两面针也将牙刷生产线落户杭集。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杭集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
2011年，杭集牙刷又遇到了危机。这一年，随着牙刷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欧洲经济危机加剧，加上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崛起，杭集牙刷出口量明显放缓。
杭集从两方面应对危机：
一方面，杭集企业继续在牙刷产业深耕，通过引进高端生产线、创立研发团队、举办国际设计大赛等举措，不断地推陈出新。两面针依靠优良的设计和生产，敲开了迪拜七星级酒店的大门。
另一方面，杭集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依托于牙刷产业的成功，渠道和经验复用，向酒店用品和口腔护理市场进军。其中，一款用天然秸秆为原材料生产的酒店用品“六小件”，因经济、环保风靡一时。
但是，杭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了危机。未来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以及是否能够持续创新。
3
湖南邵东的打火机
湖南省邵东市是一座位于湘中腹地的县级小城，常住人口约100万。邵东市现有打火机生产企业114家，从业人员6.5万余人。这里生产了全球70%的一次性打火机。各类打火机出口量占全国的70%。2021年，打火机行业销售收入65亿元。
二十世纪90年代，邵东打火机制造处于乡村小作坊野蛮生长的时代。2000年以后，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环保、核心技术受限等因素，广东江门、浙江温州等沿海城市逐渐退出打火机产业。而千里之外的小城邵东市把握住了机会。
2007年，邵东市13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共同成立打火机出口监管委员会，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运输，结束无序竞争局面。这些企业共同出资，整合分散的资源，组建两家模具研发中心，投入更多力量进行产品研发、设计。
邵东市成立打火机协会，努力整合“低小散”企业。2009年6月，由本地10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和4家配套企业组成的湖南东亿电气有限公司在邵东生态园成立。成功创立了一家集研发、注塑、组装、销售于一体的龙头企业。
2012年邵东打火机年产量突破100亿只，出口量首次超过温州、宁波等市。打火机制造是微利行业。从2015年开始，邵东打火机行业被人工成本上涨问题困扰。
2017年，邵东市政府投资2亿元成立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研究院围绕打火机产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研制新设备、新产品，形成5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
邵东的打火机掌握了安全锁等关键技术，又通过智能制造提高了效率、控制了成本，并且良品率可达99.5%。
邵东打火机行业的成功，有两点值得其他轻工产业集群学习。
第一，整合小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大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意愿和能力，更能带动产业升级发展。
第二，政府投资，针对地方优势产业的关键技术进行研发，助力产业升级。
4
江苏黄桥镇的小提琴
黄桥镇，隶属于江苏省泰兴市，常住人口20多万人。很多人听过“黄桥烧饼”，但不知道它还是中国的小提琴生产基地。全镇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
1968年，上海提琴厂五名工匠和一位演奏家回到家乡黄桥镇。几人在旧民房里做起了琴头、弓杆等零配件。这就是黄桥最早的乐器作坊。
发展初期，黄桥以低成本优势，迅速占领国内市场。然而当时黄桥镇的小提琴制作水平低，打不进国际市场，整个产业遇到了瓶颈。
1984年与上海提琴厂签订了十年的联营协议，黄桥的溪桥乐器厂变成了“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有了更专业的技术支持，黄桥的提琴工业真正站在了起跑线上。
为了打入国际市场，黄桥镇的提琴行业在材料和技术上不断钻研创新，他们首创了一种对提琴木料处理的新技术，不仅缩短了处理的时间，还提高了音质。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注资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技术的突破使小提琴品质大幅提升。而价格优势让黄桥小提琴的市场份额迅速登上了全球第一。
但黄桥仍在努力摆脱制造“低端琴”的标签，黄桥提琴价格多为2000元左右，而意大利小城克雷莫纳出品的提琴价格往往超过万元，高端琴可达几十万元。
音乐等文化产业的升级尤为不易，需要时间的积淀，还要依靠文化浸润，依靠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
5
河南虞城县的钢卷尺
虞城县隶属河南省商丘市，人口126万，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钢卷尺生产基地。行业从业人员20万余人，生产各类卷尺15亿只，占全国钢卷尺市场的85%，出口量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2021年虞城县钢卷尺年产值约300亿元。
1978年，稍岗镇南庄村一些农户从城里废品收购站等地收集报废的残尺条，截开后再变卖。没多久，这些人成了"万元户"。钢卷尺作坊在稍岗镇上快速生根发芽。
1992年，稍岗镇吴庄村第一家钢卷尺厂——中州卷尺厂诞生，开始了小作坊到机械化制作的转型。
虞城钢卷尺产业遭遇过质量低、销路窄的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消费者对质量要求的提高，当地的畅销品变成滞销品，虞城的钢卷尺工业举步维艰。
1998年，在虞城县委、县政府的组织协调下，虞城县钢卷尺协会成立，帮助企业树立品牌意识、质量意识。从以前贴牌为主，到推出“江华”“红叶”“万山红”等一批知名品牌。
“虞城县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质检中心”于2011年成立。通过创建国家级质检公共平台，虞城县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业突破了质量瓶颈。产品质量合格率，2014年为89%，2015年为97%，2016年达到98%。
当地大企业不断坚持创新，从纯手工的低端产品发展到各种智能电子量具，包括数字显示卷尺，自动换算的远距离大面积测量仪、安装芯片语音系统的测量工具。
但是，虞城钢卷尺行业的技术门槛仍然不高。而且AI等技术进步已经提供了多种测量方式，钢卷尺行业将面临巨大风险。虞城应该加快产业扩展，比如打造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生活五金工具。
6
河北平乡县的童车
平乡县人口约30万，被誉为“中国童车之都”。2020年生产童车6000万辆，电动智能童车及玩具6000万辆。童车、电动童车销量占国内市场的70%以上，国际市场的50%。
童车产业发源于当地的自行车产业。河北邢台市的平乡县、广宗县和邯郸市曲周县是相邻的三个县，都以生产自行车为特色产业。
二十世纪80年代，平乡县冒出来很多自行车厂。那时冒牌车、劣质车盛行。当地生产的车被称为“十里酥”，骑十里的路程，车就基本散了。
后来政府整顿治理，很多厂家开始提高质量，打造品牌。该县先后成立了河北自行车研究院、中国自行车协会华北培训中心、自行车及零配件产业集群精密模具研发中心等。
如今江苏昆山的好孩子公司和天津的富士达公司作为自行车龙头企业对本地供应商起到引领作用。但是，平乡县仍然不能生产一些自行车的关键零部件，变速器还要依靠日本禧玛诺公司和美国速联公司。
和其他小镇产业相比，自行车产业体量大，生产难度高。材质、功能都有很多升级的空间。平乡县、广宗县和曲周县应该发挥合力，进一步促进企业融合，培养更具实力的冠军企业。
7
广东古镇镇的灯饰
广东省中山市的古镇镇，人口不到30万，却是著名的“灯饰之都”。2021年灯饰销售额占中国60%。
二十世纪80年代古镇出现了生产灯具的小作坊。人们见卖灯的收益不错，开始加入灯饰行业。
1986年，小作坊开始升级为小企业。1990年，在古镇镇政府的协助下，“古镇灯饰长街”建立，这是古镇最早的灯饰商业街。
1999年，古镇灯饰进入成熟腾飞阶段，这时古镇已经拥有1000多家灯饰企业，古镇的灯饰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46%。
1999年，古镇的首届“古镇灯博会”开幕，古镇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灯饰生产基地以及产品集散地。此次灯博会共有海内外40多万人参观，成交金额达到了11亿元。通过灯博会，古镇灯饰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
2010年10月，古镇镇政府成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其中设立科技创新、品牌推广等五大服务中心。与此同时，中国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中山大学（古镇）半导体照明技术研究中心、中山市古镇灯饰照明创新设计中心等多个公共服务平台已相继投入服务。
但是，古镇镇的灯饰产业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产品质量虽然有保障，但同质化问题突出。除了外观设计，没有核心能力，且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每一款灯饰的销量都有限，爆款可遇不可求。行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容易被模仿，产业转移随时可能发生。
8
广东澄海的塑料玩具
澄海县，2003年划入汕头市区，人口约80万。这里生产了中国近50%的塑料玩具，其中有七成用于出口。
1979年澄海玩具产业年产值1200万元，1995年突破10亿元，2004年突破100亿元。截至2020年底，澄海区玩具礼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3.4万家，有20多家年产值超亿元的骨干企业，玩具产值约580亿元。
1985年，全县已经有玩具厂和作坊406家，从业人口近万人。这个时期，玩具生产设备是手动塑料机，生产技术落后。
1986年-1995年，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应用电子技术，逐步实现玩具产品电动电子化，出现了一批专业村和专业镇。国内外开始关注澄海的玩具业。
1996年-2004年，澄海玩具礼品业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微企业既合作又竞争的格局。
2005年以来，澄海区积极实施名牌战略，玩具产业向高创意、智能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一些品牌IP，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超级飞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
当前，澄海全力推动玩具产业与文化动漫创意融合，向高端化、品牌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但还需要解决研发设计环节薄弱、一流IP少、本地高质量原材料供应不足等问题。
9
启示
从以上八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小城产业集群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目前产品不仅质量可靠，而且持续更新。但是，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的每个环节都难以形成关键技术，容易被模仿。
中国小城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它们难以创出知名品牌，几乎不可能进行关键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为了促进创新，应该引导企业融合，形成大型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仍是中国小城产业最大的竞争优势。政府应该警惕土地成本的过快上涨。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植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动自动化生产和柔性智造。
县级、镇级产业对于中国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非常重要。县镇是城市之尾，又是乡村之首，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点，也是乡村人口城市化重要的过渡带。
县城有固有的劣势，比如缺乏人才，缺乏科创实力。但是，当县城将政策红利、数字化经济和本地要素优势充分结合，却可以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经济形态。
